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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写的是言情小说还是言钱小说?——对文学大师的重新解读

长期以来,张恨水都被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言情小说大师来认识,但事实上,他的言情小说大多并不是通常意义的那种海誓山盟、生死不渝、两情相悦式的爱情故事。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张恨水小说中的“情爱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情节因素首先不是两性间的情感而是金钱。

在《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夜深沉》、《美人恩》、《艺术之宫》、《纸醉金迷》、《似水流年》、《现代青年》、《天上人间》、《赵玉玲本纪银汉双星》等小说文本中,张恨水主要是用金钱作为结构故事、推进叙事、塑造人物和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工具,情感在这些作品中往往因受制于金钱而退居次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张恨水是“言情小说大师”,不如说他是“言钱小说大师”。本文主要以《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为例,分析金钱在张恨水小说文本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及由此而表达的思想意蕴,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从而解除人们对张恨水“言情小说大师”的历史误读。

在张恨水的小说文本中,金钱是联结各种人物关系和构成各种人物关系模式的枢纽。如《啼笑因缘》围绕樊家树形成三组以金钱为纽带的人物关系,而樊家树在金钱上的优势与劣势决定了三组人物关系的本质和发展。与沈家和关氏父女相比,樊家树占有金钱优势,是有能力且愿意帮助他们的有钱人。在不断给予沈家和关氏父女金钱帮助的过程中,樊家树成了他们的“恩人”,“恩情”是樊家树与沈凤喜之间的主要情感内容,沈凤喜在表白爱情心迹时,一次次表达的都是对樊家树的感恩之情。关氏父女更是将这种“恩情”牢记在心,希望有机会报恩。以金钱为纽带,樊家树与沈家,与关氏父女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施恩者/被施恩者的人物关系模式。如果樊家树不具有相对于沈家和关氏父女的金钱优势,那么即使他愿意帮助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樊家树在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后仍然有很多余钱,所以,他可以凭借这些钱送沈凤喜去读书,改变她的大鼓女身份,并能够供给沈家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也可以在关氏父女陷入困境时慷慨解囊,帮助关寿峰治好病。与富家小姐何丽娜相比,樊家树处于明显的金钱劣势,何丽娜出手阔绰的高消费让樊家树吃惊之余不禁感慨万千。何小姐一次就给了西崽二元的小费,“这一下,让家树受了很大的刺激,白天自己给那唱大鼓书的一块钱,人家就受宠若惊,认为不世的奇遇,真是不登高山,不现平地。像她这样用钱,简直是把大洋钱看作大铜子。若是一个人作了她的丈夫,这种费用,容易供给吗?当时这样想著,看何小姐却毫不为意,和陶太太谈笑著,一路走出饭店。”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且有著强烈的男性尊严感的樊家树来说,这种金钱劣势使他在富有的何丽娜面前彻底丧失了性别优越感,无法感受男性的骄傲。因此,最初他在情感上是非常排斥何丽娜的,这主要源于对其消费方式的反感。作为富家女的何丽娜倒是对这个高傲的“穷小子”一往情深,甚至不惜为了对樊家树的爱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奢华的生活享受皈依佛门。虽然何丽娜的改变是出于对樊家树的爱而产生的一种主动行为,并非来自于樊家树的刻意追求,但樊家树与何丽娜之间还是存在著一种无意识的改造与有意识地主动改造的人物关系模式。如果说爱情是何丽娜主动接受改造的主观原因,那么樊家树在思想上的优势则是何丽娜主动接受改造的客观原因,何丽娜归于朴素的选择正是对樊家树平民主义生活与思想追求的最佳演绎和肯定。金钱关系决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模式,可以说,这三组人物关系都是建立在以金钱为核心的物质关系基础上。

如果说《啼笑因缘》中的金钱是作为三组并列人物关系的结构枢纽,那么在《金粉世家》中,金钱因素对金燕西和冷清秋二人情感关系的介入,决定了他们在婚前的引诱者/被引诱者的关系模式,并在婚后悄然转换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关系模式。金燕西是显贵的总理的儿子,冷清秋只是一个年幼失怙的贫寒女子。一个是纨绔成性的富家少爷,一个是聪敏的小家碧玉,无论生活上还是思想上,两个人都不可能有交际,甚至没有结识的可能。然而,与金燕西门当户对的白秀珠没有成为他的妻子,寒门女子冷清秋却与他结为夫妻,正是通过金钱建立的物质关系使金冷二人迅速地从相识发展到相恋,最终结合。实际上,金燕西与冷清秋之间形成了一种以金钱为纽带的引诱者/被引诱者的物质关系,爱情反而成为这种物质关系的情感副产品。金钱在“购买”过程中将冷清秋转化为一种“商品”,婚后的冷清秋只不过被金燕西看作了一件被自己购买来的属于自己的物品。冷清秋不可避免地陷入依附的处境,金冷二人在婚后的关系也就转变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关系,金钱也由促成两人结合的因素变为制造矛盾的原因,金燕西和冷清秋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发展都受制于这种物质关系。

张恨水的大部分小说文本像以上两个文本一样,都是从以金钱为媒介形成的物质关系出发设置人物关系的模式。金钱是张恨水小说叙事的起点,情感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则只有从这种物质关系的角度才能获得全面的解释。

在《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中,金钱不仅决定著人物关系的模式,金钱的魔力以及人的金钱欲望还是人物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推动叙事的心理动因。金钱首先是两个文本中情爱叙事的推动力。在樊家树和沈凤喜、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情爱关系发展中,它先是有效激发和促进了情感的发展,起到粘合剂的积极作用。但是,随著不同人物的金钱欲望和观念的变化,金钱逐渐变为一种破坏力量,促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在男女主人公“分一合一分”的关系发展中,金钱显示著双向悖反的作用和意义,而不同人物的金钱态度和观念分歧,成为其性格与个性的最佳演绎和表现。

樊家树的金钱既外在地改变著沈凤喜的生活,也内在地刺激著她的金钱欲望。从最初施舍的一把铜子到一块现洋,到五块钱,发展到提供沈家全部的生活费用。在此过程中,沈凤喜对金钱的期待和欲望也伴随著对樊家树的感激与日俱增,她对幸福的感受也越来越离不开金钱。在强大的金钱诱惑面前,沈凤喜也不是没有心理矛盾和斗争,但仍然无法抵制这种诱惑。刘将军和凤喜同桌赌钱,故意输给她很多钱,而且还偷偷向她兜里塞了300元钱让她还赌本,并送了她价值一千多块钱的珠圈。金钱最易点燃人的欲望和激情,当金钱愈来愈容易获得时,人们很快会将其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金钱使个体完全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近在咫尺,更加充满诱惑。仿佛有可能一下子就获取完全值得追求的东西。金钱在人和他的愿望之间插入一个中介阶段,一种缓和机制。凭借金钱这种手段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其他东西,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好像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所有这些东西。”在刘将军与樊家树之间,沈凤喜的内心经历的是金钱与良心的交战,我们并未从中发现情感的作用。她虽然感到愧对樊家树,但又认为发财后可以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并未想到樊家树的情感付出,由金钱带来的发财梦逐渐战胜了她的良心,使她最终屈服于刘将军。当刘将军把家里的银行折子、图章和账簿放在凤喜面前时,她“不觉嫣然一笑”,接了过去。“因为货币随时随地均可使用,所以它也是在人软弱时面对的最糟糕的陷阱,同时,因为它可以效力于所有活动,所以它在那一时刻向灵魂提供了其最具有诱惑力的一面。”正是金钱的诱惑和强权的霸道,与人本身的金钱欲望以及人性面对金钱的脆弱相结合,使沈凤喜背叛了樊家树,从而改变了故事的发展方向。

出身书香门第,受过现代教育的冷清秋虽然同样无法拒绝金钱魔力的诱惑,但与沈凤喜不同,她最终走向醒悟——意识到经济独立的可贵。金钱同样是金燕西接近和追求冷清秋的重要手段和媒介。如果没有金钱,也就没有这个故事的产生和发展。为追求冷清秋,金燕西不惜重金买下了冷家隔壁的房子,以图接近她。从最初送点心,到送鱼翅全席,到送珍珠项链,在这不断赠送礼物的过程中,金燕西逐渐俘获了冷清秋的芳心。他随心所欲的花钱方式对一个缺乏生活阅历的贫家女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如西美尔所说:“不需要考虑事物货币价值的生活方式会具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美学魅力。”在金钱魔力面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敏女子也丧失了应有的清醒和警惕。对金燕西这样的挥霍者来说,他的真正兴趣和享受却在于购买本身,一旦购买行为结束,他就要去寻找一个新的目标来满足自己的挥霍欲望。当引诱者/被引诱者的物质关系转换为被依附者/依附者的关系后,被引诱者对引诱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依附者对被依附者来说是一种负担:“靠钱来获得目标使一切收获行为都等同划一了,没有为任何对象保留任何特别的获得方式,因此,也就使对象必然变得更加无关紧要。”二人在恋爱关系中感受到的美好变为婚姻关系中的束缚。在金冷二人婚姻关系中,冷清秋既没有丰厚的嫁妆作为经济资本,少奶奶身份又不允许她抛头露面靠工作谋生,在经济上依赖于金燕西和他的家庭成为她必然的处境,这最终使她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对金燕西来说,作为依附于自己的妻子的冷清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诱惑力和价值。在金燕西不断施与金钱诱惑的过程中,他已经将冷清秋连带她的爱情都转化为通过金钱交换而来的一种商品,冷清秋的美貌和她的聪敏都通过金燕西的金钱“购买”而被抵消。金家败落后,从来只把金钱看作自己享乐工具的金燕西继续挥霍无度,毫无对妻儿的责任感。冷清秋从生活保障的需要出发劝阻他,金燕西不仅不接受劝告,而且以金钱主人的姿态,对处于经济依附地位的冷清秋表达了极端的蔑视和侮辱,借此否定冷清秋的经济支配权。当冷清秋意识到自己可悲的依附处境时,也终于悟到经济独立的可贵,她开始拒绝依附。这里,金钱不仅改变了叙事方向,而且,金钱观念的转变也显示了冷清秋性格的转变。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两个小说文本中,金钱不仅起到推动叙事的作用,而且是塑造人物的重要环节。金钱对于小说文本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们同样可以在张恨水其他的作品中发现。

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张恨水一方面并未彻底摆脱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德性主义金钱观,在知恩图报的道德原则下安排人物命运、表达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金钱在现代社会作为“世俗之神”的巨大魔力以及人性在这种魔力面前的脆弱与无力。由金钱的交换性所掩盖的不平等两性关系及其困境也在张恨水金钱观念的矛盾中浮现出来。

按照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道德标准,报恩是一种善,反之,忘恩负义则是一种恶。沈凤喜对樊家树的“爱”与“不爱”首先成为是否知恩图报的一种标志。樊家树的慷慨资助本身也不是没有任何目的和期待的:“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我手里若是这样把她栽培出来,真也是识英雄于未遇,以后她有了知识,自然更会感激我。由此想去,自觉得踌躇满志,在屋里便坐不住了。”沈凤喜也对家树表达了感恩之情:“我一世作的梦,今天真有指望了。你能真这样救我,我一辈子不忘你的大恩。”从沈凤喜的角度来看,恩人拯救了自己,那么自己理应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来回报,自己也是“属于”恩人的。即使施恩者并不期待被施恩者的回报,按照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惯例和规范,被施恩者在接受他者恩惠的过程中也负有道德上报恩的义务,所以,从道德要求来说,沈凤喜和关氏父女都有这种报恩的义务。樊家树与沈家、与关氏父女的施恩者/被施恩者的人物关系模式在行动上可转化为施恩/报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最终能否完成取决于人物的个性与人格。沈风喜最终因无法抵制金钱诱惑而背叛了樊家树,导致这种施恩/报恩的行为关系无法完成;而关氏父女则甘冒生命危险帮助和搭救樊家树,完成了报恩的行为。前者破坏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后者符合知恩图报的道德要求。这两组人物关系的道德对比表达了作者的道德立场和德性主义金钱观。

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张恨水在自己卖稿生涯的现实体验中真实感受到了金钱的积极作用,他无法否认人在物质生存层面上对金钱的需求。作为生存意义上的人的金钱欲望和物质追求,张恨水将其作为一种人性的必然,持宽容和肯定的态度,而不是作为一种负面的道德简单地否定,无论是大鼓女还是女学生,她们身上的金钱欲望都是人性的合理存在。同时,我们还从张恨水这种金钱观念的矛盾表达中发现由金钱的交换性所掩盖的两性的不平等的现实关系。无论樊家树和沈凤喜,还是金燕西和冷清秋之间的关系都受制于金钱,被金钱的交换原则所支配,一方的付出必然要求另一方的回报才能保证这种交换关系的合理与平衡。男主人公付出了金钱,相对贫穷的女主人公则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作为回报,男女两性问的爱情不是建立在平等的情感交流的基础上,而是一种金钱与情感的交换——以无特质的金钱交换个人性的有特质的情感。女性的身体和情感都在金钱交换中失去了其原有的个性和价值,因为“一旦凭借我们手中的金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它们,它们的魅力也就随之丧失殆尽,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现在占有它们并从它们那里得到快乐,还因为我们是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得到它们的,这就冲淡了这些商品的价值。”冷清秋正是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反省,彻悟到自己与金燕西之间的不平等——表面看来是通过新式恋爱而结婚,但实际上是通过金钱建立的婚姻关系,更由此觉悟到女子经济独立的必要。诚如西美尔所言:“当一个女人为了一种完全非人格性的、纯粹外在事实性的回报而献出自己最隐秘、最个人性的东西时,金钱等价物就说明人类尊严被降至最低点。唯有出于一种完全个体性的冲动,个体最隐秘、最个人性的东西才应该奉献出来,而且唯有男人同样个人性的奉献才能够取得平衡。”潜在的金钱交换规则支持了传统的知恩图报的道德规范,五四时期的两性话语借助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获得一次有效阐释:涓生们不必再为自己改造异性的失败而忏悔了,因为子君们本身是有道德缺陷的。这种人性本能的道德缺陷使情感关系内在的不平等以及女性身体商品化的事实被忽略和掩盖了。张恨水的小说文本为我们揭示的现实内涵是:在一个女性身体仍然是女性生存唯一资本的社会环境中,身体的商品化是女性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唯一的凭借,这是社会认可的潜规则,同时,这样的选择只能在传统伦理道德允许的范围中进行,如果溢出了这一范围,就会成为非道德的行为。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不是从“言情”,而是从“言钱”的角度来认识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就会发现其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对人的生存的物质意义层面的重视和强调弥补了现代思想追求的某种缺失,在人的精神存在的思考之外,补充了对人的物质存在的思考——金钱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和工具,也是现代人自由和独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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