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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中的侠骨柔情——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例

梁羽生金庸古龙是新派武侠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三大家”,其作品创设出英雄美人“携手走天涯”的诗意江湖,使武侠小说兼备言情小说的特质。颇为遗憾的是,自从此类小说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不断涌现,但主要集中在对其创作模式与主题模式的探讨方面,偶有对其情感叙事的分析亦是浅尝辄止。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与评论对“情感”的注重及其积淀与传承,探讨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之言情叙事的渊源。

所谓言情叙事,就是以主要人物的情爱故事的发生、发展为小说基本情节,强调爱情本身的独特魅力及其对主人公人生的影响力,肯定感性生命的价值。综观中国古代长篇武侠小说,其构建故事情节的基本方式是“以武行侠”。例如《水浒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皆以快意恩仇、行侠仗义为基本情节,武侠为公理、道义而生,个人情感则需要克制,偶有的爱情不过是其侠义生涯的附属品。从人性的角度看,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是出于感性生命之本能。特洛尔奇云:“艺术的现代性因此表现为对感性的重新发现和此岸感的强化,恢复此岸世界的感性品质的权利。”文艺作品对其渲染本无可厚非。20世纪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崛起。作者以侠客的情感故事为基本叙事线索,写侠客们兼备侠骨柔情,在快意恩仇之旅中,追求真爱,营造出英雄美人相知相恋的诗意江湖。这种以情感叙事为构建故事情节的主要策略是对传统武侠小说情节模式构建的超越,在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三大家的作品为代表的长篇武侠小说中尤为突出。

在梁羽生的作品中,英雄美人往往在家仇国恨中演绎爱情。柳梦蝶与左含英、娄无畏的爱情纠葛构成《龙虎斗京华》的主线。《萍踪侠影录》中,时代风云变幻,家族世仇冲突,而张丹枫、云蕾的恋情是故事发展的基本线索。《白发魔女传》以练霓裳与卓一航之间的爱情纠葛构建故事情节。《塞外奇侠传》中,杨云聪武功盖世、纵横大漠,飞红巾、纳兰明慧英姿飒爽,其间的复杂爱情构成故事的主线。《女帝奇英传》是天山下动人心魄的武侠情歌。俊逸潇洒的李逸与英姿飒爽的武玄霜,知己红颜,无私挚爱。其浪漫的爱情与无奈的现实冲突,推进故事的发展。此外,《七剑下天山》《游剑江湖》等,英雄与佳人的爱情,皆是江湖风云下的纯情童话。

金庸以侠客情爱的爱恨缠绵交织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驱力。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柔情蜜意,是《书剑恩仇录》的故事线索。《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更是书写侠客爱情之经典。郭靖与黄蓉性格互补,肝胆相照,生死相依,几经爱情磨难与生命危险的考验,仍无怨无悔。杨康虽热衷于富贵荣华,却对穆念慈一片真心。其爱情充溢着甜蜜、忧伤,结局凄婉而动人。杨过追求真爱、自由,小龙女单纯执著,二人不顾传统伦理、世俗偏见,毅然相爱。《飞狐外传》中,胡斐把爱情视为无价之宝,“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绝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天龙八部》之乔峰与阿朱、段誉与王语嫣、虚竹与西夏公主,其间的爱情磨难共同推进情节发展。可以说,金庸武侠作品写诸多真情真爱,不胜枚举。人生的悲欢与爱情的缠绵交织,形成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感染力,较之纯情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饶:道庆指出:“《红楼梦》和金庸小说的主旨是写儿女真情、性灵之爱,其痴情的走向是至真至纯的挚爱,即情种、情圣这是一种超乎普通人性之上的崇高的爱,是生命的本原,是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他将其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古龙的作品表现的亦是男女侠客之间的真情。《绝代双骄》《大人物》《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流星·蝴蝶·剑》《边城浪子》等等,不仅是刀光剑影的江湖传奇,更是缠绵悱恻的爱情乐章。江小鱼与苏樱在江湖血雨中情愫渐生,相依相恋;花无缺与铁心兰相互倾慕,携手同行;楚留香与苏蓉蓉、李红袖、宋甜儿相爱相依,共享人生的欢乐;陆小风在刀光剑影生涯中对佳丽流露真情,等等。古龙借助巧合、奇遇,书写出爱情的荡气回肠,令渎者心灵震撼。

任何文学活动,都是与社会心理、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新派武侠小说的情感叙事源自中国传统文学之“情感”影响。中国传统文学与“情感”之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易》率先提出的“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已初步涉及到作品中的情意表达。《荀子》指出“称情而立交”,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礼记》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意即创作是真情抒发使然。项羽在军旅中与虞姬谱写出“携手天涯”之浪漫曲,其《垓下歌》发出的“虞兮虞兮奈若何!”是英雄惜美人的真情绝唱。《毛诗序》继承《礼记》的观点,将其发展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看到了情感的书写张力。陆机提出“诗缘情”,将传情达意视为文学作品的特征。传统文人亦发现,作品的情感书写是引发接受者共鸣的基本因素。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钟嵘认为,情感书写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他们皆肯定作品情感的震撼力。其后,“爱情”逐渐从诸多情感里突显出来,成为大量作品的主旋律。唐诗宋词大多是吟唱爱情之佳作,其动人力量至今依然。元好问词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尤为动人心扉,被新派武侠小说家屡屡引用,亦是《神雕侠侣》之“情魔”李莫愁的凄美绝唱。明代文人提出“情本”,强调作品的爱情本位书写。汤显祖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倡导“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他们看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固然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但“情”最能唤起其共鸣。文康提出:“殊不知有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其《儿女英雄传》率先侠情并重,颇具开创意义。町见,从先秦至明清,文学与情感的关系密不可分,特别是诸多作品、理论对爱情的强调,对创作者和接受者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丹纳指出,文学作品从属于“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社会群体情感意识的形成源于历史的积淀。李惠芳指出:“民众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这⋯积层,深厚而复杂:既有古代原始信仰的遗留和传承,也有后世关於伦理关系、人生态度、善恶是非、生死观念、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历史认同。”传统文人书写情感的主张与实践,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逐渐形成大众呼唤真情的“集体无意识”,进而影响创作者的叙事策略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渎者的审美需求往往受其期待视野的影响,进而决定对作品的选择,“使得单纯‘缠绵悱恻’的风月传奇,或‘粗豪脱略’的侠义小说,都很难完全令人满意。‘儿女’与‘英雄’,或日‘‘睛’与‘侠’的结合,可谓势在必行”。大众的阅读需求决定文化市场,制约小说的创作思想与价值取向,进而决定其存在与发展。芸芸众生在现实中忙于生计,浪漫、真挚的理想爱情往往是一种奢望。张文东指出:“消费文化的主体是日常大众,但大众消费的心理需求却永远有着超越日常的情感渴望。”武侠小说作者皆以接受对象的审美需求为创作旨归,通过对男女侠客爱情的表现与挖掘,将人类爱情悱侧缠绵、甜蜜酸楚、色彩纷呈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其在阅读中获得心灵的暂时陶醉。燕青指出:“武侠小说,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尤其是写男女之间的情感,最使人荡气回肠。”无疑,新派武侠小说的爱情小说叙事,在传统与现代的融通中暗合了大众的阅读情感期待。梁羽生、金庸、古龙:大家以情感叙事构建故事情节,江湖恩怨与儿女情长交织,刻画出至情至性的英雄豪杰形象。不仅满足读者对故事新奇和情节曲折的追求,更契合其尚情心理,使他们在血雨腥风的江湖恩仇中感受荡气回肠的真情,进而产生愉悦的审美体验。这较之《水浒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伦理化武侠故事的描述,无疑更具吸引力和震撼力,如余祖坤所云:“成功地使女性情怀、女性之美成了与英雄胸襟、英雄侠义并驾齐驱的一个看点。”实际上,新派武侠小说因此轻而易举地占领大众阅读市场,获得的接受效应极为良好,形成万众瞩目的空前盛况。

毋庸置疑,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作品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借鉴言情小说笔法,采用言情叙事构建故事情节,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内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注重书写情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对大众期待视野的影响。这对当代武侠小说的创作与研究皆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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