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被认为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评论界高度评价该小说批判现实的意义。这种评价无疑提高了推理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却忽略了其作为推理小说的独特性。松本清张受倒叙侦探小说的启发，进行了两方面的创新：一、在圈套设计上引入社会因素；二、以双重故事结构解决了推理小说的封闭结尾的难题，既保持了推理小说的趣味性，又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文学性。

松本清张于1957年同时连载两篇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和《隔墙有眼》，并于次年全部出版单行本，旋即在日本读书界掀起推理小说热。日本推理小说的阅读范围也由过去狭小的同人爱好者迅速扩大到一般读者，评论界也给予积极评价。荒正人认为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最大特点是融入了社会性和日常性，将水上勉、黑岩重吾等作家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总括命名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伊藤整则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传统，还纠正了传统文学中存在的概念化倾向，使日本的“社会写实主义”文学达到新的高度。这些评价无疑提高了松本清张推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这样的评价角度也忽略了其作为推理小说的独特性。其结果，不仅看不到松本清张对推理小说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界对推理小说的歧视性评价结构。可以说这并不限于松本清张研究，而是推理小说研究上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其实，松本清张对推理小说技巧的探索十分重视，也有许多创新。松本曾说“既然推理小说以解密的趣味性为根本，那么就应该重视犯罪圈套的设计。如果缺少这一点，便和一般的小说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本文以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点与线》为研究对象，从推理小说创作技巧的角度考察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独创性，以及对日本战后推理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点与线》之前，松本清张就已经发表《埋伏》、《脸》等短篇推理小说，显示出与以往侦探小说的显著不同风格。松本的这种新风格与日本战后侦探小说界的动向密切相关。战后，侦探小说界出现两个新动向。其一，江户川乱步大力提倡“本格侦探小说论”。江户川认为“侦探小说主要着眼于用理性思维，逐步解开犯罪案件中的难解谜团。”这就是他所谓的“本格侦探小说”的定义。与此相对的“变格侦探小说”则充满诡异、幻想、犯罪、神秘等色彰，包含变态心理、秘境等内容。

“变格侦探小说”在战后一时大行其道，大有从根基上动摇侦探小说赖以生存的逻辑推理的趋向，因此江户川乱步提出要加强侦探小说的推理逻辑。然而，注重逻辑推理的“本格侦探小说”在实际创作中又一头扎进相互攀比巧妙的犯罪圈套的设计中，将侦探小说变成一种智力游戏。

其二，木木高太郎提倡“侦探小说艺术论”，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打破这种沉闷局面。需要注意的是，木木高太郎的“侦探小说艺术论”是与他推广“推理小说”这一名称同步展开的。战后，由于日语常用汉字中取消了"侦"字，给排版印刷带来不便，木木高太郎于1946年提出以“推理小说”替代“侦探小说”。他试图借机扩大侦探小说的班围，提高侦探小说的品位。在他所编辑的“推理小说丛书”中除传统的侦探小说外，还包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木木高太郎在《推理小说的革围》中提出了他独到的推理小说概念，将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思想小说等不同类型的小说都统括进推理小说之中。

按照木木高太郎的想法，只要小说涉及思索和推理的内容，不论何种类型的小说都可以被看作是推理小说。但这样一来，推理小说也就被消解在这些类型的小说之中，而缺乏独特性。因此，他的这种泛侦探小说论遭到江户川乱步的反对，由此引起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本格派与变格派、本格派与“高级侦探小说”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双方的目标都是旨在提高侦探小说的品位格，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但双方各执一辞，最终也没有取得共识。而双方的这种偏颇观点与固执态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侦探小说的创新。松本清张之所以能在推理小说创作上获得成功，正是由于他对这两种观点同时进行了扬弃。

松本清张在创作推理小说初期曾得到过木木高太郎的提携。在理念上，他赞成木木高太郎的“侦探小说艺术论”。松本认为，日本战后的本格侦探小说创作只是一昧地在犯罪圈套的翻新上下工夫，轻视犯罪动机，没有描写人，结果让侦探小说变成单纯的智力游戏。因此，他主张侦探小说要写犯罪动机。因为犯罪动机是人在极限状态下的心理活动，描写了这样的犯罪动机其实也就描写了人。

由于松本清张对本格侦探小说的游戏性提出明确的批评，因此学界一般将松本划在木木高太郎的阵营内，而与江户川乱步的“本格侦探小说论”对立起来。但这样的划分方法未免过于简单化。首先，江户川乱步多次声明自己并不排斥侦探小说的艺术性，他本人的创作其实也是变格侦探小说居多。其次，木木高太郎虽然提倡“高级侦探小说论”，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论，反而是江户川乱步致力于介绍国外的侦探小说，因此提供了创作高级侦探小说的方法论。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松本清张与江户川乱步之间的继承关系。

松本清张认为提高推理小说品格的关键是要写人，要写犯罪的心理和动机。但如何才能做到这点，他在创作方法上提出了“倒叙”手法。松本将推理小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顺叙”手法，即按照案发时间顺序描写侦探追踪犯人的过程。例如一起杀人案件发生后，神通广大的侦探来到现场，收集犯人的遗留物，将这些蛛丝马迹的线索相互关联起来进行推理，最后锁定犯罪嫌疑人。一般的推理小说多采用这种手法。二是“倒叙”手法，即从一开始就察知犯罪嫌疑人，但在收集证据上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松本认为，“顺叙”手法必然使侦探小说的趣味重心放在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上，而“倒叙”手法由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半公开，则更利于剖析人物的复杂动机和挖掘犯罪的社会根源。他认为他自己在推理小说创作中多采用“倒叙”手法。

作为侦探小说的一种创作于法，“倒叙”手法并非松本清张首创。在侦探小说史上，倒叙侦探小说可以上溯到英国作家奥斯汀·弗里曼于1912年发表的《唱歌的白骨》。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有艾尔兹的《杀意》、克鲁福茨的《克洛伊敦发12点30分》和菲尔波茨《恶棍的肖像》等。在日本，最初论及并提倡倒叙侦探小说创作的是江户川乱步。江户川乱步在19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发表的《倒叙侦探小说-再论倒叙侦探小说》等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以上这几部著名的倒叙侦探小说，并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倒叙侦探小说在结构上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从犯人的角度写犯罪过程，后半部分写侦探的侦破过程。

2. 犯罪的心理和动机描写详细。

3. 侦探是平凡人，重视实地调查。

4. 故事情节自然，具有现实主义风格，解谜的味性相应减少。

虽然江户川乱步认为倒叙侦探小说不是侦探小说的主流，但还是予以较高的评价，并认为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还缺少这种类型的小说，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江户川乱步拒绝将倒叙侦探小说消解在一般的小说之中。他说，倒叙侦探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虽然都写犯罪心理，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倒叙侦探小说的着眼点在犯罪路径的描写和发现真相的紧张感上，而《罪与罚》虽然也在这方面花费笔墨，但着眼点在神和人之间的精神问题上。

在这点上，松本清张和江户川乱步有共通的认识。松本清张主张写犯罪心理和社会动机，但对过于强调推理小说文学性的论调也提出批评“推理小说愈接近一般小说，愈被认为具有文学性，我作为一个推理小说的爱好者却愈感到寂寞。其他小说有其他小说的魅力，推理小说自有推理小说的魅力。如果没有推理小说特殊的要素，推理小说就会变得极其无聊。这个特殊要素的技巧和意外性，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动机尽管也重要，但绝不能否认技巧和意外性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松本清张认识到推理小说的独特性。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松本清张才不是在一般小说，而是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上大放异彰，成为一代大师。

松本清张明确批判过江户川乱步中后期的侦探小说缺少社会性，但对他的早期作品《两分铜币》、《心理实验》、《D坡杀人事件》等却倍加赞赏，认为这些小说描写了社会和犯罪动机。顺便一提，《心理实验》采用的就是“倒叙”手法。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据江户川乱步回忆是受《唱歌的白骨》的作者弗里曼的启发。这是日本最早的倒叙侦探小说。有评论家（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指出，在1950年代中期高木杉光、岛田一男等一批侦探小说家与松本清张几乎同时都在探索新型的推理性小说，即逻辑推理强又有文学性的推理小说。虽然大家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并不成功，最终是松本清张在创作方法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由此脱颖而出。松本运用的解决方法就是江户川乱步介绍的“倒叙”手法。因此，在梳理日本战后推理小说史时，不仅要看到松本清张对江户川乱步的批判否定，还要看到对他的继承和发扬。

松本清张的倒叙侦探小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短篇小说《同案犯》。该小说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描写犯罪动机和心理，后半部分则是对犯罪过程的推理和揭露。小说中的侦探是一名普通职员。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还有《脸》、《鬼蓄》等短篇小说。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埋伏》。讲述的是在东京目黑发生一起杀人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很快落网的故事。据该犯供认，还有一个潜逃的同犯石井久一，也是同一建筑工地的工人。石井患肺病，对生活很绝望，近来一直说要返回家乡，还说梦见了以前的女友。据此，年轻的刑警袖木认为嫌犯逃亡途中有可能去见前女友，于是来到九州石井前女友居住的小镇埋伏监视。石井前女友横川贞子已经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近30岁的银行职员，当上三个孩子的后妈。袖木在横川家对面的旅馆住下，对其进行监视，最后将石井抓捕。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与江户川上述的倒叙推理小说的特征有不同之处，缺少从犯罪嫌疑人角度描写的前半部分，而只有从侦探角度描写的后半部分。但是松本清张本人自称这篇小说是用倒叙手法写成的。因此，可以理解为这是松本清张探索的一种倒叙侦探小说的新类型。作为倒叙侦探小说，该小说尽管缺少直接描写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前半部分，但其他条件均具备，如在小说开头就点明犯罪嫌疑人，且侦探是平凡的人，是破案过程注重实地调查等。这篇小说的悬疑不在犯罪嫌疑人是谁的疑问上，而是在于刑警袖木的推测是否会被证实，侦探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另一层悬疑是横川家的平静生活是否会因犯罪嫌疑人的出现被破坏。然而，随着对横川家的观察，抽木发现横川贞子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非常不幸。石井的出现反而给她带来了短暂的幸福。因此最后逮捕石井，从破案的角度看是完美的结局，但横川贞子却不得不再次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对于她而言又是不幸的。该小说没有停留于一般侦探小说的抓捕犯罪嫌疑人，而是通过一个特殊事件来关注人的命运。

从结构上看，《点与线》也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倒叙侦探小说。这部小说的情节概括如下：九州博多湾发现一对男女尸体。男的是正在接受渎职案件调查的某省科长助理佐山宪一，女的是“小雪”餐馆的女招待阿时。从尸体并排的情况判断，两人是死于情死。但福冈警察署的鸟饲重太郎刑警根据种种迹象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既然他们是专门从东京为情死而来的，但临死前俩人却并没有居住在一起，这从逻辑上讲不通。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福冈警察署还是当作情死案件处理了。这时，东京警察厅搜查二科的三原纪一警部来到福冈调查佐山的自杀案件。三原所属的科室是负责调查这次渎职案件的。兰原听说佐山自杀，就怀疑与这次渎职案件有关，但同样没有证据。到福冈后，主原听取了鸟饲提出的疑点。在鸟饲的启发下他回到东京重新展开调查。他首先调查证明两人是情死的证言。据说在东京车站有三个目击者，在十三号线的站台上看见佐山和阿时在十五号线站台上车。这三个目击者是“小雪”的两个女招待和常来该店的机械工具公司社长安田辰郎。当天傍晚安田去镰仓时让这两个女招待送自己，于是在站台上偶然目击了佐山和阿时一起上火车的情景。但三原去东京站实地调查时发现，从十三号线站台上能看见十五号站台的时间段在一天24小时中只有短短的四分钟。三原立刻觉得这样的偶然目击极其不自然，便开始对安田产生怀疑。随着调查的展开，发现安田的生意和官厅有很深的关系，并且与这次渎职案件的关键人物石田芳男部长的个人关系也非同一般。但问题是，有证人证明安田在佐山和阿时情死的当天去过北海道出差。整个证人链显得天衣无缝。但在三原的执着追查下证人链终于出现断裂。小说的最后是两封信，一封是鸟饲的信，谈了对情死假象的疑点和推理。另一封是安田的回信，对整个案情进行了彻底的剖析。

该小说具有倒叙侦探小说的如下基本特点：首先，从小说的第一句描写就对犯罪嫌疑人作了明显的暗示：

安田辰郎1月13日夜，在赤坡的“小雪”餐馆招待了一个客人。客人是某省的某部长。

安田辰郎经营机械工具商安田商会。该公司近几年发展迅速。据说这也是来自官厅的订单多的缘故。因此，安田常在“小雪”招待官厅的客人。

从上述故事情节介绍可以得知小说中杀人案件的大背景是某官厅的读职案件。案发时，调查正进入关键阶段，已经牵涉到很多商人，下一步是调查该部的部长。佐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死去，报纸上均认为他的死与读职案件有关。因此，第一章就描写安田在出事前招待该部的部长，随后又写让“小雪”的两个女招待送自己时自击佐山与阿时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暗示了安田的作案嫌疑。并且这种暗示不像一般的推理小说那样是为了扰乱侦破思路，小说最后证明安田就是犯罪嫌疑人。因此在第一章对嫌疑人的明显暗示，符合倒叙推理小说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次，两个负责此案的侦探是极其平凡的人，注重实地调查。刑警鸟饲和三原不仅相貌衣着平凡，他们的个人能力也毫不超群。他们俩人之间不是一个衬托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关系，各自都有明显的局限，相互启发，相互支持。即使如此，对于他们而言仍然有无法解决的难题。

与侦探的平凡形象相关联的是，大量日常生活进入《点与线》之中。首先，在《点与线》中犯罪圈套的设计是以日常生活为前提。松本清张在《推理小说的构思》中曾回忆他创作推理小说的一些素材和灵感。他说，许多作品的最初灵感来自新闻报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或是某个法律条款，其中《点与线》是利用了不让发动搜查权的法律条款。一般发生死亡事件，鉴定科和刑警来到出事现场调查。如果断定是自杀，不是犯罪，就不会展开调查。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就是要想办法把谋杀伪装成自杀最为安全。于是松本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一对毫无关系的男女喝同样的药在一个地方死去，让人误以为他们是情死。并且，为了让这个圈套显得真实可信，又设计了让其他人无意识地目击这两个人曾经一起乘坐列车的场景。

这个圈套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利用了日常细节。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最出彩的圈套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来自作者的真实体验。松本清张曾说：“我当时在朝日报社工作，住在获窜，傍晚五点半左右常常在中央线的1、2站台。隔着站台有时看得见去九州的列车，有时中间被其他列车挡住看不见。(略)我把这个体验写进《点与线》，事实上，小说中使用的火车和飞机的时间表全部是真实的”。松本清张在小说的最后专门注释“本文中的列车、飞机的时间出自昭和三十二年的时刻表”。这样不仅增加了事件的真实性，且由于该小说最初发表在列车的专门杂志《旅行》上，也平添了几分趣味性。

如果说《点与线》中犯罪嫌疑人竭力将非日常性的犯罪隐藏于日常性之中，那么侦探则尽力发现这种隐藏于日常性背后的非日常性的犯罪。无论是鸟饲还是三原他们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灵感不是来自他们超常的智力而是同样来自于日常生活。鸟饲刑警第一次出现场时发现情死场所的疑点，凭借的是他的日常生活感觉。之后，他又对佐山在火车上一个人用餐的细节抓住不放。因为他认为，既然是一对情侣，且已经决定情死，那么他们俩人的感情应该相当深厚，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一个人用餐。鸟饲苦苦思索，回到家中向正在热恋的女儿求证“你们约会时你会让肚子饿的男朋友一个人吃饭而自己去逛商店吗？”女儿回答说，不会的。自己会陪在一旁喝咖啡。“因为这不是食欲问题，而是爱情问题。”。女儿的回答让他茅塞顿开。他更坚信情死现场是人为制造的假象，不能把佐山的死定性为情死。虽然鸟饲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因，也拿不出推翻情死的具体物证。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原，在实质上推动了调查的进一步展开。

三原最后破案的重要灵感也是来自日常生活。当苦于无法解释疑点重重的情死的时候，他从一次偶然的误会中得到启发。

（一个下雨天我去咖啡店，）正要推门进去，突然来了一个年轻女子。我颇有绅士风度地让女子先进去。她微笑地点头，先进去了，将雨伞递给店员。然后我进来也将雨伞递给店员，店员以为是同伴，就将两把雨伞栓在一起，给了一个号牌。年轻女子便脸红了，我赶紧说：

“不，不。我们不是同伴，各是各的。”

这个误会让他灵光闪现，马上联想到尸体并排的圈套的奥秘：女子与我被误会成情侣，是由于我们俩人一起进店造成的错觉。佐山和阿时被当作情死的根据也是因为他们俩人并排在一起的错觉。当看穿这个圈套后，整个案件的迷雾便消失了。

这样的破案方式好像依靠的是偶然，但有其必然性。鸟饲和三原首先实地调查，再根据调查的资料进行推理，然后通过推理归结到一两个根本性疑点。对这一两个疑点又多方调查，从不同角度尝试解谜。这些好似偶然的灵感往往就产生于他们冥思苦想时的某些生活体验。应该说，这是他们执着不懈地努力的结果。

五、当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主要不在于日常性，而是在于作者与读者、侦探与犯罪嫌疑人的智力角逐的趣味性上。这种趣味性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破案的难度系数是相关联的。

对此问题，江户川乱步曾做过探讨。他将侦探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戏性强的侦探小说。这类小说中的侦探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天才，他们的犯罪圈套和破案方法也往往超出常人的智力。另一类是游戏性弱的侦探小说，如倒叙侦探小说就是其典型，具有写实主义的倾向。这类小说的侦探是平凡人，但犯罪嫌疑人依然是天才。这一点往往被评论家所忽略。江户川认为，如果从写实主义的立场否定犯罪嫌疑人的天才性和犯罪圈套的非凡性，那么侦探小说就会完全堕入日常的写实之中，其本来的趣味性会被抹杀。江户川曾自我坦承“我喜爱侦探小说的动机就在这个反日常性中。这种其他文学中难以发现的超凡性是吸引我的地方。”

江户川的上述观点对于理解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也具有启发意义。这部小说的侦探鸟饲和三原极其平凡，但犯罪嫌疑人却具有超常的智慧，设计出一天24小时中只有四分钟目击时间的绝妙圈套。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犯罪嫌疑人大都是一些偏执天才相同，这个圈套设计者安田的妻子亮子也具有这种倾向。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却对列车时刻表产生特殊的兴趣。外行人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时间数字，对于她而言却充满无穷诗意。她幻想着乘坐这些时刻表上的列车，到全国各地旅行。这种偏执般的爱好使她对全国时刻表了如指掌，才发现了列车进出站微妙的时间差所隐藏的奥秘。这个圈套设计的绝妙构思与安田的强大的实施能力结合在一起，无疑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系数。

然而，《点与线》的破案难度还不只在于此，而是与这个案件背后若隐若现的政府机构的强大势力有关。这部小说其实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件：一个是佐山自杀案件，另一个是某政府机关的渎职案件。在这两个案件中，佐山杀人案件是读职案件隐蔽工作的一环。许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参加了这个隐蔽工作，扮演不同角色。从身份上看，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该省有密切的业务关系，参与隐蔽是为了保持或建立特殊关系以便获取商业利益。安回就是其代表。他和石田部长的关系很隐秘。安回知道石田部长正在为调查中的渎职案件会危及自己的安危而苦恼，于是主动承担了谋杀佐山的任务。尽管他不是这次渎职案件的直接相关人员，但积极出谋划策并实施谋杀计划，是为了卖人情给石田，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做铺垫。在此暴露出日本战后政府的腐败结构。战后，渎职案件数量上升迅速是与官僚的权力被强化有关联。战争时期的独裁政治被驱逐后，占领军的政策不是主要通过政治家，而是通过行政人员来实施，官僚被赋予强大的权限。与此同时，财阀被解体，弱小资本乱立的众多企业依靠政府资金的比重增加，公权力通过政府融资、补助金等对企业的介入增大。作品开头部分就交代了安田辰郎经营的机械工具商安回商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是依靠官厅方面的订单。因此与官厅保持特殊关系，也就保住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安田才不惜挺而走险。在安田看来，这是生意。另有三个商人参与隐蔽工作的目的也是与安田相同，为了保持与石回部长的特殊关系。他们与安田并不相识，却愿意把名字借给安田用于乘坐飞机，就是在于与石田的特殊关系。这三人的参与增加了破案难度。三原在侦破过程中推测安田要在短时间内从九州赶到北海道必须搭乘飞机，但在乘客名单中却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因为这三个商人的名字替代了安田的名字。

第二类参与隐蔽工作的是省厅的下级官吏，被害人佐山便是其中之一。对于佐山参与隐蔽工作的动机，小说借其中一个人物之口解释道，科长助理级的人尽管精通业务，但由于学历不高，在机关受到歧视，不再对晋升抱有希望。因此偶尔受到上级的重视，就犹如已经死心的世界里又照进希望的光明，会以感恩的心情为上司效犬马之劳。这些人具体经办违法的事情，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以死来为上司开脱。尽管佐山并不是自杀，但是他听从石田的安排神秘地离开东京单独一人去博多企图逃避传唤，一方面成为帮凶，另一方面也为被别人杀害提供了机会。

传统的侦探小说中，犯罪嫌疑人为了迷惑侦探，也有一人扮演几个角色，或几个角色扮演一个人的手法，多采用化妆、变形等手段。但是《点与线》中则是靠机构的势力，让众多的人参与进来形成一个虚假的证人链，层层防护。制造佐山自杀的假象只是防护的一个环节。杀害佐山的真正犯罪嫌疑人安田被暴露后，他的自杀又设置了新的障碍。由此可以看出，《点与线》中，侦探要面对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个人的超常智慧，还有相关利益集团的种种阻碍。因此小说最后揭示的不仅是一个犯罪圈套，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说，<点与线》虽然是松本清张按照推理小说的规则创作的，展示的也是高难度的智力较量，但他在增加破案难度的问题上除犯罪嫌疑人的高智商外还加入了社会因素。就此而言，可以说这是松本对江户川前面论及的"本格小说"规则的继承与突破。就此点下面结合松本对推理小说结尾的探索作进一步探讨。

松本清张《日本的推理小说》中说，推理小说和一般的小说都包含解密要素，但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推理小说在最后必须全部揭开谜底，而一般的小说则可以只解决一半，谜底不完全揭开"反而让人觉得有一种文学性"。在松本看来，一般的小说之所以具有文学性就是由于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用开放性的结尾将思索和想象留给读者，但推理小说则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作品的结构上排斥了读者的想象力和解释权。可以说推理小说在结构上揹负着排斥文学'性的宿命。因此，他认为要解决推理小说的文学性问题在手法上要革新推理小说的这种非文学性的结尾。

在论及如何才能解决这种结构上的难题时，松本清张重新回到一般小说的开放性结尾问题分析说”一般的小说也有解决。表面看起来没有解决，但实际上没有写在文章中，在读者的心里已经解决了。“即是说，一般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并不是故事只讲到一半，而是在形式上或故事结构上有某种完结性，但同时还留有很大的想象余地给读者。尽管推理小说在结构上不允许将最后的解决全部依赖读者的想象，但”一般的小说既然可以这样做，那么某个推理小说的天才也可以发现并写出同样结局的、或者效果更好的结尾，去掉结尾处详尽而又多余的说明。“他认为，只要能写出这样的结尾，推理小说也会具有一般小说的文学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解决的方法之一，松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倒叙侦探小说。松本清张曾说”倒叙侦探小说之所以被认为比较有文学性的原因就在于最后的解密部分不是必需的“。就此而言，可以说松本清张从《埋伏》引人倒叙手法开始就在探索推理小说的开放式结尾问题了。《埋伏》在故事结构上的有趣之处是刑警袖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女人的不幸生活，故事由追捕犯罪嫌疑人的主线滑向另一条故事线。在第二条故事线中被追捕的犯罪嫌疑人充当了带给这个女人幸福的角色。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抓捕时，法律和公共道德获得胜利，但这个女人的幸福却由此被毁。该小说一方面满足了推理小说需要一个结尾的条件，最后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结尾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女主人公回去之后生活会怎么样？这样的生活虽然合法，但是合理吗？为何这两个年轻人不能生活在一起？故事背景是战后的艰难时期，从嫌犯离开家乡去东京建筑工地打工，女子嫁给年纪相差很大的人的情况看，可以想象他们不能在一起生活是为贫困所迫。小说的叙述暗示了很多社会问题，但小说的最后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其实这部小说具有文学性绝非偶然。松本后来回忆说”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推理小说，现在一般将这部小说当作我的推理小说的出发点。从《埋伏》刑警的眼中观察一个女人的生活才是这部小说的意图所在。”

《点与线》也是一个双重故事结构。小说主线是围绕佐山情死案件展开的，通过不懈努力最后案件得以侦破。凶手安田夫妇自杀，也是罪有应得。但如上所述，佐山案件是渎职案件的隐蔽工作，渎职案件才是根本问题所在。警察厅本来希望通过侦破佐山案件，一举破获渎职案件。但是安田夫妇的自杀掐断了侦破渎职案件的线索。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石田毫发无损。他受渎职问题的牵连转职到其他部门，但新的职位其实比以前还要好。即是说在《点与线》中也有一个明确的结尾，佐山案件的侦破。但这个案件的侦破却无法成为侦破渎职案件的突破口，留下一个更大的未了结的案件。从这一意义上看，这部小说显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侦探的平凡性让这样的结尾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松本虽然在《日本的推理小说》中希望某个天才进行推理小说结尾的革命，但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已经通过双重故事结构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一般的推理小说在叙述犯罪原因时也会回溯以前，但原因与犯罪结果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而随着犯罪嫌疑人最后受到惩罚，这种因果关系也就此结束。然而，松本清张的小说在叙述原因的时候，原因与结果不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而是变得错综复杂。犯罪嫌疑人也可能是受害者，受害者也可能有犯罪行为。《点与线》中的安回夫人在佐山案件中，是整个杀人计划的谋划者，但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她的杀人是出于女性的复仇。她由于患肺结核，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得知丈夫与女佣阿时有染，也只好隐忍，承认俩人的关系，甚至表面上还要示好。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她是一个受害者。正因为她在肉体上失去作妻子的资格，因此嫉妒心比别人强一倍，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佐山是被害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嫌疑人。所有贿赂都是经他实施的。他最终能被骗杀，是因为他想侥幸地逃避罪责，才昕信石田的指示逃到博多。他在渎职案件和被杀案件中是有明显过失的。当然，这种过失主要责任不在佐山，而是腐败的政府机构。在这个腐败的社会结构中，安田其实也同样是受害者。因为他若攀不上和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就元法发展自己的企业。

可以看出，在《点与线》中犯罪的原因是个人和社会网萃缠绕在一起的。松本说，以往侦探小说描写的动机全是个人的利害关系，比如说金钱上的争夺、爱欲关系全是类型化没有特殊性。他主张，在动机小坯要增加社会性，使推理小说的内桶更加宽阔和深犀与初期的《埋伏》相比较，松本在《点与线》中更自觉地在社会原因的挖掘方面进行探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州，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创作子法上受倒叙侦探小说的影响，但却不是一味模仿，而是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其一，圈套设计的难度不全在个人的超群智慧，而是引人社会因素。其二，以双重故事结构解决了推理小说的开放式结尾的难题，既保持推理小说的趣味性，又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文学性。尤其俏得注意的是，这种双重放各结柏巾遗留下来的谜，不仅成为松本不断追问社会原因的动机，也为他随后的创作提供了题材。比如《点与线》巾的下级官僚佐山在渎职案件具体扮演何种角色语焉不详，但在后来的《一个官员的被害》等一系列作品中有更具体和生动的描写；有关女性在歧视性制度中的生存状况以及以扭曲方式报复的故事在《零的焦点》、《购读地方报纸的女人》等中有新的展开；有关机构腐败的问题引出《现代官惊论》等纪实性作品。而这些新的更多社会的问题促使更多新作品被创作。在此意义上，《点与线》不仅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催生松本消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不断产出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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