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我的前半生》的热播，使大家再度掀起对亦舒小说中当代女性价值观的探索与思考。小说中女主人公子君的命运，无疑是对话鲁迅曾为女性“出走”结局的两种选择，提供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经济地位的独立，使得当代女性在实现自我、追求自我的同时，又能回归自我，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主体价值，而不再依附于任何成为他者的存在。弱化性别意识，无论“男人”“女人”，最终指向“人”的归属，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方能实现两性的真正对话。

一、子君的前世今生——从“出走”到“独立”

对于中国女性命运和情感价值的探讨，鲁迅和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亦舒分别用作品《伤逝》和《我的前半生》做出了回答。

《娜拉》又称《玩偶之家 》，本是易卜生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1923年12月26日，鲁迅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在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作演讲时，曾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没有经济独立的娜拉式女性出走只可能有两条道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意味著女性依旧成为男性的附庸，“堕落”则是为了谋生以出卖肉体换取金钱。而在两年后，鲁迅先生在他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伤逝》中，以女主人公子君的出走命运，将他对于女性、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观点作了生动的阐释，揭示了五四时期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女作家亦舒曾坦言自己，“我崇拜鲁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张爱玲⋯⋯”于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她仍沿用鲁迅作品的人物中“子君”和“涓生”创作了《我的前半生》这部言情小说，通过讲述一个被弃的中年妇女如何找回自己，重塑生活，实现价值的故事，来对话鲁迅先生预言中国娜拉出走的两种选择，告诉人们娜拉在当代社会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两代子君在结婚后却面临相似的情境，《伤逝》中的子君，慢慢地沉溺于一种小家庭的凝固状态，从一个知识女性演变成为一个被柴米油盐所消退生命激情的家庭主妇；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都市繁华、文化开放的时空背景下，却也未能使她完全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裹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让她在婚后成为没有工作，没有理想的全职太太。在鲁迅和亦舒的笔下，婚后的子君们最大的迷失来自于自我的消解，她们始终没有超越家庭走向社会成为与男性一样的“人”，她们从“我是自己的”走向“我是涓生的”，没有站在与爱人平等的地位上叙说爱的话语，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法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情感依附。

鲁迅用理性的视角，剖析了子君的悲剧命运，“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重要”，妇女经济独立的获得，是妇女一切解放内容的基础，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即使经过艰苦抗争而获得的权利和幸福，也会随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而化为泡影。没有面包做物质基础的爱情和婚姻都不能长久，而面包的所得也必须靠自我的双手创造。所以，《伤逝》中的子君最后被父亲接回了家，没过多久就死去了，正应验了鲁迅对女性的预言，出走却无路可走，而再次回来也是死路一条。

二、现代社会的女性意识

女性迈入职场，凭借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温柔平和的处事方式，会比男性更容易获得领导同事的青睐。在电视剧版的《我的前半生》，公司职员凌玲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子君的丈夫无可救药的爱上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其说是亦舒为当代“子君”续写了第三种道路，不如说是当代的“子君”们终于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地位的获得，摸索出一条即使没有婚姻家庭依然可以独立生存的途径，且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幸福并非只有依靠男人、依靠家庭才能拥有。宗法父权对女性长期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文化压抑，造成了女性经济的依附和精神的萎缩。她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人格上不能完善，无法摆脱传统桎梏的因袭负重——“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累赘又是笨重的”。然而，在和平时代远离象征男权的刀光剑影，机械化的扑面而至也进一步瓦解了男性的社会劳动力，女性前所未有的站在了可以和男性同等竞争的世纪平台。小说《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面对轰然倒塌的婚姻大厦，她并没有自暴自弃，她从一次次艰难的求职磨砺中，努力找到自我价值的闪光点，蜕变成为在社会上独当一面的坚强女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敢于放弃，敢于重新选择，有信心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她体会到了作为主体的真正快乐。在亦舒的笔下，子君这个人物形象将当代女性的倔强和独立精神表达得充分得体，充满了深邃的现代意味。当代子君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的命运转换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我省视——自我觉醒——自我独立。

亦舒在小说中借人物唐晶之口，表达了新时代的女性观：“对我来说，丈夫简直就是钻石表——我现在什么都有，衣食住行自给自足；且不愁没人陪，天天换个男伴都行，要嫁的话，自然嫁个理想的男人，断断不可以滥竽充数，最要紧带(戴)得出。”这里男人不再是女性的全部天地，他们更像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依然素雅大方。所以，在当代我们也看到，越是优秀的女性，她们越晚选择进入家庭，即使进入家庭，她们也不会对婚姻抱有过多幻想，冷静而理性的面对生活。正如小说中的唐晶给子君写信道：“婚后的生活不堪一提，婚姻犹如黑社会，没有加入的人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尽管如此，唐晶还是鼓励子君再婚，抛开离婚妇人的说词，知道婚姻的真相而依然敢于面对，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三、“雌雄同体”的两性合体

新时代的子君，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去”，她们靠双手养活自己，拥有了婚姻的自主权。她们知道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究竟“在”与“不在”家庭的状态，应该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追求，根本无须按照常人逻辑的别人眼中的“标配”生活。然而，这并不是倡导现代女性拒绝婚姻，排斥男性，大肆宣扬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女人作为与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一性别，与男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具有相同的能力与潜质，可以发展和超越自我。女性价值同男性价值一样，是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即是每一个“女性”的价值。没有先天、普遍和固定的女性价值，她只能通过每一个女性个体现实、具体的行为来衡量。女性主义不是将男性个体或男性群体视为对立面、对立物，而是一种注重人体的现代意识，是一种先进的性别文化。究竟怎样成为合理的性别个体，更能促进两性的生态平衡，就不仅仅是女性自我探讨的话题了。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说，“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男性，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性，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伍尔夫希望，两性之间能够合作，并且认为其合作程度就是社会文明的程度。男人和女人都应学会培养大脑中阳刚与阴柔的两个方面，这样就会越来越接近整体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大概都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里，是男性胜过女性；而在女性的头脑里，女性则胜过男性。正常而平衡的生存状态，应是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相互关照并进行合作。这种沟通和融合，与西蒙·波娃所说的两性间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有不谋而合之处。依照伍尔夫的推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习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本领。男性不应以在外打拼事业而忽略对家庭的责任，女性也不能以照顾家庭为由而放弃自己对社会价值的追求。

亦舒在《我的前半生》中对唐晶形象的塑造，是对雌雄同体意识的最好诠释。唐晶虽不是绝色美女，但高雅的品味，得体的穿著，使她无不透露出女性的温柔。同时，她又独立智慧、办事果断利索，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完美结合。亦舒曾以国际顶尖名模周天娜为人物原型，创作了《圆舞》这部小说，她坦言，“数年前在半岛大堂见到周天娜，惊艳到下巴要跌下来，灵魂好不容易归窍，幸亏咱们有林青霞。”而周天娜的面部轮廓极为精致，不仅有女性的惊艳美，还有男性的棱角分明。可见，亦舒对新时代女性观的倡导，无不包含著对女性身上男性气质的欣赏和接受，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两性发展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亦舒新时代的女性观，构成了她诗性态度和文学创造的基础，即两性的整体和谐。男女的精神世界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而创造性行为就是朝向“雌雄同体”的指向发展，这是需要一个综合主体和客体使其合二为一的过程。亦舒笔下的新时代女性大多是“雌雄同体”的，它超越了男女的机械结合，最好达到一种精神相栖的境界。同时，“雌雄同体”还构成了她独特的文学创作方法，她凭借这些方法既阐述了自己内心独一无二的现实经历，又获得了女性意识的多重再现。在小说中，她无不致力于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达到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状态。只要个人学会培养大脑的阳刚与阴柔的两个方面，他/她就会越来越靠近整体性，个性的综合即阳刚与阴柔因素达到完美平衡就是人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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